【全网首发】新兴田园城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理论重构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生命健康遭遇重大危机，规划学者与专家们第一时间主动作为，为疫情防治建言献策，展现了规划人的初心。继2020年第2期“规划提高城市免疫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事件笔谈会”专栏，本刊开辟栏目“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规划思考”，刊发学者们的文章，希望从城市的多个层面探讨疫情生成传播的空间规律，思考传染疾病灾害防御和治理的规划措施，探索新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以期推进规划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创新。

【作者简介】罗震东 (1978-)，男，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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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E-GARDEN CITY : RE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THEORY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ABSTRACT : The scale paradox of Garden City to realize both the scale effect of agglomer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effect of decentralization cannot be broken before the information era. Urbanization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can make the Garden City ideal come true, because the virtual agglomeration caused by space of flows does not necessarily cause the increase in the density and intensity of built-up areas when it creates m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E-Garden City constituted by the country in flows and the low-density town in flows possesses a strong endogenous power, and can connect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system in a wider range and provide enough jobs and a more livable environment. The emergence of E-Garden City indicates the change of urbanization definition. Urbanization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expansion and vanishing of space of flows, but also a process in which the elites change social and spatial relations to push forward 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KEYWORDS: mobile internet; Garden City; space of flows;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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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巨变时代

同样，在这场席卷中国、影响世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互联网这一人类又一伟大的发明凸显出巨大的价值。尤其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海量信息的实时同步以及亿万网民的实时参与，为疫情的防控、救援物资的调配以及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流空间[5]与地方空间的高频互动日益模糊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线，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空间概念也发生着巨变[6]。那么，信息技术能弥合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吗？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能否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得以实现呢？反思田园城市理论及其百年实践过程可以看到，理论顽强的生命力与实践的困境总是如影随形，问题出在哪里？恰恰出在空间。由于在实体空间中无法实现“既集聚又分散”，因此集聚的规模效应与分散的环境效应在实体空间中无法实现双优，即规模效应和环境效应俱佳，而这却正是田园城市的目标。显然，这一空间上的悖论是在虚拟空间出现之前无法调和的。

移动互联网时代为破解长期困扰田园城市的理论悖论提供了可能。网络无处不在，人们实时在线，虚拟空间急速膨胀，流空间大大扩展。集聚与分散在虚实两个空间中的发生与重组，必将为空间理论的重构奠定基础。事实上，人类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都是新知识和新理论爆发的开端。面对当今社会日益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技术变革，空间理论必须更新。而作为指导人类创造更美好人居环境的城乡规划学科更不应缺席，否则空间规划实践就只会陷入繁琐的细节推敲和技术叠加。基于此，结合对移动互联网时代流空间的扩展与集聚规律的观察，本文试图构建新的田园城市理论模型，进而重新定义城镇化概念，梳理城乡关系的本质，提出移动互联网时代城镇化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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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园城市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2.1  理论与实践发展

埃比尼泽·霍华德影响广泛的经典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期，着眼于破解工业革命以来日益严重的都市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在英国以及欧洲和北美大陆持续狂飙突进，尤其随着电力、生产线等伟大发明的不断涌现，规模化生产应运而生，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田园城市理论的本质就是要寻找一把“万能钥匙”，去破解当时大城市居住环境拥挤、就业严重不足，以及乡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的难题[4]。“三磁铁”模型集中体现了霍华德的城乡观，将城市与乡村联姻，将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和愉快美丽的乡村环境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也即“城市-乡村磁铁”将克服“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的缺点并结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将涌向大城市的过剩人口自发地吸引过去[7]。敞亮的花园住宅、临近田野和公园、无烟尘的清新空气将为居民提供充分享受自然之美的高质量居住环境；高工资、好前景、不劳累繁重的工作将使劳动者在低物价、低税收、没有贫民窟的田园城市里充满希望地积极工作；扎根田园城市的企业可以进行公平、自由的合作并获得快速周转的资金以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1]。田园城市思想在霍华德及其追随者的实践与推广下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影响20世纪城市发展最伟大的思想与运动之一，同时它的诞生也被视为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开端[4]。

2.2  田园城市的规模悖论

霍华德在田园城市的实现方面倾注大量心血，也做了详细的可行性论证，但恰恰是这部分在实际建设中面临巨大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遭遇失败。《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共计7章都在论证田园城市的收支情况和管理措施，涉及土地购买、资金平衡等多方面的测算和安排，占据全书46.4%的篇幅[3]。然而在第一个田园城市——莱奇沃斯新城的建设过程中，始终资金缺乏，建设迟缓。新城无法吸引企业入驻，居民也并非设想中的工人阶级，财务回报与人口增长都低于预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城才在政府的资助下建设完成，但也成为土地投机的牺牲品[10]。霍尔和沃德在总结英国新城计划的经验和教训时也指出，作为一项从伦敦及主要城市疏散人口和就业岗位的计划，新城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但建设的半个世纪中新城人口增长只占英国人口总体增长的极小份额；新城的财政在初期也取得了成功，但后来却成为公共财政的负担[11]。即使像密尔顿·凯恩斯这样的新城也积累了巨额的赤字[12]。然而大量的研究似乎并不深究这些失败的原因，或者认为这是微观实施方面的问题[11]，或者认为是现实诱惑力的强大以及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偏差[4]。

田园城市理论失败的原因其实是结构性的，是集聚的规模效应与分散的环境效应无法在实体空间中实现双优的结果，可以称之为“规模悖论”(图1)。由于集聚的规模效应的存在，更大的规模、更高的密度都意味着更多的接触可能和交易机会。当这种集聚只能发生在实体空间时，必然推动建成空间的不断扩展与加密。因此，在没有硬约束与外界因素强力干扰的情况下，城市基本遵循由小到大的发展规律。越大的城市常常意味着越多的机会、越大的财富和越强的权力。这一规律一定程度上注定了田园城市在前信息时代无法成功的命运。按照霍华德的理论设计，田园城市兼具城与乡的优点，一方面要提供高工资、好前景、不劳累繁重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提供敞亮的花园住宅、临近田野和公园的环境。然而充分、高端的就业需要更大的经济规模和更高的产业能级，而规模越大、能级越高就必然要求空间开发的强度更大、密度更高，这样一来田园的特色就会削弱甚至消失。而如果要控制开发强度和密度以维持田园城市的环境特色，就必然会抑制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变化的发生，最终失去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不仅规模效应与环境效应的双优很难实现，它们的均衡点常常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在经济效率与生存压力的作用下，大多数城市更倾向牺牲环境、扩大规模。正是由于规模悖论的存在，二战后的新城建设规模都比较大，而且越往后期越大。但即使如此，大量建成的田园城市仍不可避免地成为大都市的“卧城”或者新郊区，“城市-乡村磁铁”的预设目标并未实现。霍华德应该也认识到了规模悖论的存在，因此构建了社会城市模型，期望通过更大区域的城镇群体来解决单一城市所面临的规模悖论。这一试图在更大区域层面解决单一城市困境的理念启发了现代区域规划思想，荷兰国土空间规划所倡导的“集中的分散”[13]就是典型，这也许是前信息时代最好的解决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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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田园城市

3.1  流空间的扩展与双重集聚

经济增长在空间维度上的对应就是集聚，分工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导致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形成强大的集聚趋势[14]。规模报酬递增体现了分工与集聚的好处，但分工同时也产生交易费用、运输成本的上升，这一两难冲突往往决定集聚的规模和空间分布。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城市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工业区、工业城市的大量增加充分证明了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除了运输成本外，地理分隔还会造成另一种空间摩擦力，即通信成本。通信成本越低，可以使总部和工厂间的协同越容易，也因此会促进分散化进程[14]。二战以来的产业全球化进程，就是通信成本大幅降低的产物。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全球产业分工不断加剧，新产业空间应运而生，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均可以分散到不同的空间区位[5]。然而，通信成本降低所导致的分散化和全球分工进程并非绝对的分散，“分散的集聚”可能是更为准确的描述。

新世纪以来，信息通信技术与互联网应用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新一代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影响了全球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著地围绕流动而建构起来，流空间的规模和内涵加速扩展。根据卡斯特的定义[5]，流空间包含电子回路、电子回路的地方载体，以及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②。通过近20年的观察可以看到，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与高快速交通设施的发展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为各类生产要素在大区域间的快速流动以及全球劳动分工创造了可能。尤其中国21世纪以来的信息基础设施与高快速交通设施的建设最为显著地扩展了流空间的规模、强度和呈现形式③。另一方面，流空间极大地重塑了现代主义的空间逻辑[6]，以等级和距离为特征的“中心地”概念开始让位于以网络为特征的“中心流”概念[15]。流空间的扩展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使得城乡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由连接的网络，包括乡村地区在内的各种生活聚落都有机会自由地融入区域范围的生产和消费体系[16]。单一空间的增长潜力不再单纯依赖自身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而更多地取决于其与其他空间的链接能力[15]，也即流空间的强度。

在流空间的作用下，新产业空间的出现过程不再只是实体空间的集聚，更是虚拟空间的集聚。流空间在特定地方的持续加密首先带来虚拟集聚，进而产生规模报酬递增，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虚拟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将进一步推动专业要素的实体集聚，形成“双重集聚”互相促进的趋势，推动特定地方的产业发展升级。在双重集聚过程中，虚拟集聚无疑是更具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集聚，虚拟空间也将随着知识与服务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壮大，成为与实体空间相对独立的平行空间。在虚拟与实体两个空间中，虚拟集聚基本没有空间束缚④，虚拟集聚所引致的实体要素的集聚也不必然引起特定地方建成空间的扩大、加密，或者不引起较为明显的建成空间开发密度和强度的变化，例如纯贸易型或农贸型的淘宝村。这就使得田园城市理想的“即集聚又分散”状态成为可能，也即集聚的规模效应与分散的环境效应可以同时存在并实现最优(图1)。

基于“双重集聚”机制，根据虚拟与实体、集聚与分散的关系，可以形成4种空间类型。传统上区分城镇与乡村，主要根据实体空间的存在状态。实体空间集聚就是城镇，实体空间分散就是乡村。当然这里的集聚和分散都是定性的界定，分散更多地指一种低密度、低强度的状态，而集聚是高密度、高强度的状态。如果加入虚拟集聚的维度，更准确地说就是特定地方空间通过互联网进入更大产业分工体系的程度，那么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出现有趣的变化，新的空间出现了(表1)。实体分散、虚拟仍然分散的空间是传统意义的普通乡村，即使能够接入互联网，由于主要是消费性的联系，没有能力进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分工体系，不会引起流空间的加密，因此也不会产生虚拟集聚；实体集聚、虚拟同样集聚的空间是流城镇(town in flows)，是进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城镇，最顶尖的流城镇就是全球城市，它们和传统的乡村处于人类聚落体系的两端。实体集聚、虚拟分散的空间是传统意义的城镇，是大量仍处于前信息时代的城镇，缺乏链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能力，很多就是纯粹的消费性城市；实体分散、虚拟集聚的空间是新兴的流乡村(country in flows)，它完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虽然保持着乡村的风貌，但已经进入区域甚至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大量的淘宝村、网红村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村庄都属于这一类型[17]。

▲ 表1  四种空间类型

Tab.1 Four spatial types

▲ 表2  不同时代三磁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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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城镇化

新兴田园城市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城镇化定义的改变。城镇化就是一个地方空间单元成为城镇的过程。城镇的定义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城镇化的概念也需要进行系统地改造。尼尔·博任纳认为城镇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地域单元，而是一种根植于广泛且动态演变过程中的社会空间联系，它不是通过划定具体的领域边界而建立的，而是在更大范围、多尺度关系框架下的社会空间关系结构的结晶[19]。在众多的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显然是最主要和重要的，人类最早的城镇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创造的场所。由于集聚能够引致更大的交易机会、同时大幅降低交易费用，城镇化因此而发生。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员、货物、信息、资金等要素的流动不断加速，要素空间上的分散与集聚规律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重构。即时信息通讯设施和高快速交通设施的建设使得高度专业化、网络化的社会分工与协同成为现实。只要能够引致流空间的加密，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均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空间也将获得重新发展的契机。流乡村的出现就是对传统城镇化定义的挑战，空间形态与景观上的乡村表象，无法掩盖密集的交易活动与对外联系的城镇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兴田园城市实现的过程就是传统城镇化定义崩塌的过程。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是流空间扩展与消退的过程。生活性的网络联系不是流空间的本质，因为生活性的网络联系通常是匀质的⑥，不会引致多种要素的集聚。流空间不是匀质的，它是以生产性网络联系为本质的信息流、交通流、资金流和人流等所构成的多元复合空间。流空间的扩展与加密，意味着经济关系的扩展与加密，其所带来的虚拟要素与实体要素的集聚将推动特定地方单元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并与更大的空间和分工网络形成链接。流空间的消退意味着经济关系的收缩甚至断裂，即使实体要素还处于集聚状态，但随着虚拟要素的持续流失将最终导致实体要素的流失、空间的空心化和衰败。随着要素流动的普遍加速，流空间的扩展与消退将更加频繁，城镇的动态性与城镇化的动态性也将更加显著。然而，流空间的扩展与消退不是随机的，由于流空间的第三个重要层次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5]，因此流空间的核心机制依然是人，正如霍华德三磁铁的中心是人民一样。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掌握较强交易技能、拥有或者能够创造更多社会关系的人——的空间活动将对城镇和城镇化产生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讲，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也是精英群体在空间集聚与分散的过程。当他们将流空间引致特定地方空间，其实也就开启了这一地方的城镇化进程，例如淘宝村的发展就是草根精英在乡村创业进而引起质变的过程[20]。无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更是“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人(精英)改变社会空间关系，进而推动人的城镇化的过程。而物质空间虽然只是城镇化的外在表象，但对于吸引精英却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新兴田园城市是流乡村发展的高级阶段。

4.2  流空间构建新城乡关系

当今中国城乡已经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变⑦。无所不在的移动互联网加剧着线上线下的耦合与交互，流空间的快速扩展及其与地方空间的高频互动，使得城乡要素之间的交流传播方式正发生着革命性变化。城乡数字鸿沟的重新缩小、城乡互动方式的革新，以及城乡社会参与度的增强[17]，都预示着新城乡关系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随着要素双向流动程度的快速提升，城乡空间将在一定程度上再结构化为自由连接的网络，并倒逼制度的变革。地方的增长潜力将更多地取决于精英的集聚程度及其构建空间链接的能力，而这将大大弱化封闭环境中的等级规模体系，为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向乡村的回流提供更加自由的渠道。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经济活动的蓬勃兴起，中国将快速迈向“移动互联网上的国家”(country on mobile internet)。淘宝村、镇的爆发式增长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城乡变革的一个侧面。

流空间重新定义城镇化的同时也将重新定义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协作结构。这突出表现为随着移动互联网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原有的产生于工业时代的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开始让位于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等新基础设施。工业时代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人才、数据这样的新生产要素，同时社会原有的产业分工体系和市场协作体系将逐渐让位于基于即时网络的大规模社会协同与共享结构。虚拟的移动互联网和实体的高快速综合交通网的互联互通，将彻底打破传统地理格局中的封闭疆界，由“移动互联网+高铁网”支撑的流空间正在中国城乡网络中迅速扩展。同时，在日益强大的全球化经济带动下，流空间将逐渐弱化城乡区域内部行政边界的限制，把生产、分配和管理功能定位在更有利的区位，使之成为各种要素集中与再扩散的中心，而这些都将重构传统的城镇体系结构，倒逼城乡治理体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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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新型城镇化的未来 

①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规划界学者在所撰写的应对疫情的思考与对策文章中多次提到霍华德和他的田园城市理论。

②  卡斯特对流空间做了三个层次的界定：第一个层次，流空间的第一个物质支持，其实是由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以微电子为基础的设计、电子通信、电脑处理、广播系统，以及高速运输(也是奠基于信息技术)]，它们共同形成信息社会之策略性关键过程的物质基础。流空间的第二个层次，由其节点(node)与核心(hub)所构成。流空间奠基于电子网络，但这个网络连接了特定的地方，后者具有完整界定的社会、文化、实质环境与功能特性。有些地方是交换者、通信中心，扮演了协调的角色，使整合进入网络的一切元素顺利地互动。其他地方则是网络的节点，亦即具有策略性重要功能的区位，围绕着网络中的一项关键功能建立起一系列以地域性(locality)为基础的活动和组织。节点的区位将地域性与整个网络连接起来。节点和核心都根据他们在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而形成有层级的组织。流空间的第三个重要层次，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参见：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003。

③  2019年，在互联网诞生半个世纪的时刻，占全球总人口约一半的近40亿人已经成为登陆数字新大陆的“新移民”；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高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60%；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市场，阿里零售平台同时在线的商品数，更是高达十亿级！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智能经济：迈向知识分工2.0》，2019。

④  对于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网络的容量与质量可能是唯一的约束条件。

⑤  “新兴田园城市”的命名希望既能够与原来概念有所区别又体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其英文命名为“E-Garden City”，E代表了“emerging”和“electronic”的双重含义。

⑥  日常性的，不服务于生产、交易活动的网络联系，例如亲友间的问候、聊天等。虽然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但从人类总体角度看，基本是匀质的。

⑦  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9.6%，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中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8.6%。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ac.gov.cn/2019-02/28/c_11241756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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